我的评价/备注：
创伤后的压力反应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而是有生理基础的；创伤后的症状来源于整个身体对创伤性事件的反应。
书籍名称：《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
基础信息：[美] 巴塞尔·范德考克 / 李智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16-3 / 55.00元
豆瓣评分：9.0/10
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796536/
读完时间：2026-06-08 18:08:53
我的评分：5.0/5.0（★★★★★）
我的标签：微信读书,#2026,自动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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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
《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
范德考克
99个笔记
第1章 越战士兵的经验教训
◆ 卡尔迪纳的报告和我观察到的现象相同：战争结束之后，他的病人都被一种战争的无意义感击倒；不管他们在战争之前社会功能如何良好，他们在战后都变得退缩而冷漠。
◆ 卡尔迪纳记录道，创伤性神经症的患者保持了一种长期的、对危机的警惕和敏感。
◆ 他的这句概括尤其吸引我：“神经症的核心是真实存在的神经元。”2也就是说，创伤后的压力反应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而是有生理基础的。卡尔迪纳在当时就明白了这些创伤后症状来源于整个身体对创伤性事件的反应。
◆ 我们唯一的、真正的课本，是我们的患者，我们只应该学习他们身上的经历。
创伤和自我失控
◆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画面：亚历克斯双脚腾空，脸朝下地倒在水稻田里；他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汤姆哭了，他回忆道：“亚历克斯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之后，汤姆不断地在晚上听到他的战友尖叫、看到他们的身体倒在水中。一切让他记起那场伏击的声音、气味或画面（例如7月4日烟花爆炸的声音）都会让他瘫痪、恐惧、暴怒。因为那天，只有他在直升机的帮助下从稻田中撤离。
◆ 几年之后，我在儿童虐待的幸存者中看到了类似现象：他们大多都对自己当年为了幸存，或为了保持与施虐者的联系而采取的行动而羞愧万分。施虐者越是与孩子亲近、受孩子依赖，受虐的孩子就感到越强的羞愧感。这一状况看起来相当混乱，似乎分不清这是一个受害者还是一个自愿的参与者，这结果导致了爱和恐怖、痛苦与愉悦进一步的混淆。
重整感知
◆ 我们给另外21名退伍军人做罗夏墨迹测验，而结果是一致的：其中16名退伍军人在看到第二张卡片时体会到了和战时创伤同样的情感。罗夏测试中的第二张卡片是第一张彩色的卡片，因此人们经常会体验到所谓的“色彩震惊”。退伍军人通常会将卡片描述成“这是我的战友吉姆的肠子，一颗迫击炮的弹壳划开了他的肚子”或者“这是我的战友丹尼的脖子，他在吃午饭的时候被弹壳削掉了脑袋”。没有一个退伍军人会把它描述为跳舞的和尚、振翅的蝴蝶、骑着摩托车的人，或者是大多数人能看到的普通的、甚至有点搞笑的画面。
◆ 我们从罗夏墨迹测试中发现，受过创伤的人会将他们的创伤重叠在周围的一切事物上，因此难以解读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一切。要不就是“创伤再现”，要不就是“难以解读”，这之间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也发现，创伤会损害想象力。那5个什么都解读不出来的人失去了想象的能力。但剩下的那16个在墨迹中重回过去的人也失去了灵活的思维能力，这也是一种想象力受损的表现：他们只能不断重蹈覆辙。
◆ 罗夏测试也让我们理解到，受创伤的人从根本上就在用一种异于常人的方式看待世界。对一般人而言，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可能只是觉得他在散步而已，而一个强奸受害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个有可能强奸她的人，并陷入惊恐中。一个严厉的老师对于一个普通小孩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存在；然而，对于一个总是被继父殴打的小孩来说，这个老师可能代表了一个虐待者，可能会促使他进行愤怒的反抗，或者惊恐地畏缩在角落。
困于创伤中
◆ 在一组全是退役海军的治疗小组开幕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想提战争。”我回答说，你们可以谈论任何你们想谈论的话题。在难以忍受的沉默当中，半小时过去了，一个退伍士兵提起他的直升机坠毁的事件。令我惊讶的是，其他人立刻活跃起来了，热切地谈论起他们可怕的创伤性经历。接着，他们每周都会回来。在这个小组中，他们得到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渴望的回应和同感，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和空虚。他们重新得到了一种同志情谊，而这种感觉在他们的战争体验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坚持说，我是他们这一新生团体的创始人，因此，在我生日时，他们送给我一套海军制服。现在想来，他们的这一举动似乎揭示了他们的一部分问题：一个人要不就是团体中的一部分；要不就什么都不是。
◆ 在创伤过后，这个世界似乎简单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了解你的；剩下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不能分享创伤性经历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们不明白。遗憾的是，这些“不可信任”的人里往往包括伴侣、孩子，还有同事。
黎明前的创伤
◆ 目前的研究发现，孩提时期受过虐待的人常常会毫无理由地感到身体疼痛（例如腹痛），而且他们也会听到警告他们或指责他们的声音（幻听）。难怪有这么多患者在病房里会出现暴力的、古怪的或自毁的行为，特别是当他们感到沮丧、被阻挠或被误解的时候。他们乱发脾气、摔盘子、砸窗户、用玻璃碎片割伤自己。那时我完全不明白，一个简单的请求（例如“让我帮你清掉头发上的脏东西”）都会激怒他们或让他们陷入恐慌。
痛苦的意义
◆ 既然科学家们发现了神经递质异常与抑郁症的关联，多巴胺与精神分裂症的关联，那就有望发明直接作用于特定脑部异常的药物。这一愿望从未完全实现过，但我们在测量药物如何影响精神症状方面的努力确实给我们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另一个巨大变化。研究者需要用一种精确又结构化的方式将他们的研究结果变成“研究诊断标准”，我作为一个基层的研究助理对此做出了贡献。最终，这些努力变成了精神病学系统诊断的基础：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这本书常常被称作“精神病学的圣经”。直到1980年DSM-III出版前，DSM都非常谦虚地告知使用者，这一诊断标准是不精确的，因此，这一标准不应当用于司法或保险领域8。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一谦虚不过是昙花一现。
无法逃避的电击
◆ 梅尔和塞利格曼把几只狗关在笼子里，反复对之施加足以令之感到痛苦的电击。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无法逃避的电击”9。我很爱狗，所以我自己永远也做不出这种研究，但我很好奇这种酷刑会给动物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对狗进行了几轮电击之后，研究者们打开笼门，继续对狗施加电击。此前从未受过电击的狗立刻逃出了笼子，但那些先前被施加过“无法逃避的电击”的狗完全没有尝试逃出笼子——它们只是躺在那儿，任凭笼子的门敞开着，呜咽着，不自主地排便。仅仅提供逃脱的机会并不能让受过创伤的动物或人类重返自由。如同梅尔和塞利格曼的狗一样，很多受过创伤的人放弃了。他们沉浸在自己已知的恐惧当中，不去冒险寻找新的选择。
◆ 当研究者播放巨大的噪声时，在温暖又食物充足的环境中长大的小鼠立刻就逃回巢里了。但另一组在嘈杂而且食物紧缺的环境下养大的小鼠，即使把它们放在一个愉悦的环境中，他们也还是会跑回巢里。11无论巢的环境是舒适的还是恶劣的，受到惊吓的动物都会跑回巢里。我想起我那些饱受家人虐待的患者，明知会再次受伤，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回去。受过创伤的人一定会回到熟悉的环境寻求庇护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能帮助他们与一个安全、愉悦的地点或活动建立联系呢？12
创伤成瘾：痛苦的愉悦和愉悦的痛苦
◆ 前纽约时报的战地记者克里斯·哈吉斯(Chris Hedges)在他的书《战争是一种给予我们意义的力量》(War Is a Force That Gives Us Meaning)中描写了很多残酷的战役。13很多饱受创伤的人似乎在主动寻求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极为可怕的体验，14患者们常常在不愤怒或安全的时候感到空虚无聊，甚至，他们会主动进行危险的行为。
◆ 弗洛伊德用“强迫性重复”来形容这种重演创伤的状况。他和他的追随者相信，这种重演创伤的原因是，患者潜意识里希望通过重新经历一次痛苦，来实现对痛苦的掌控，患者也有可能因此学会事件的解决方式。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理论——重演只会导致更深的痛苦和自我厌恶。事实上，即使是在治疗过程中，重温创伤性经历也会强化心理创伤。
◆ 我和马克·格林伯格决定转而研究生活的动力(attractor)——是什么吸引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有活着的感觉。一般来说，我们会被那些让人感觉更好的东西吸引。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危险或痛苦的事物吸引呢？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研究，可以解释为什么恐怖和痛苦会变成一种痛快而刺激的体验。
◆ 在20世纪7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发现人体几乎能够适应所有刺激。我们可能会对一些毒品上瘾，因为这些毒品会立刻带给我们舒适的感觉；但一些会立刻让我们感到不适的活动，例如洗桑拿、跑马拉松、跳伞，最终也可以变得让人享受。这一缓慢的调整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内化学信号平衡，例如马拉松运动员，他们可以在将身体推至极限时获得愉悦和兴奋。当我们无法进行这种极限活动时，我们会渴望再度进行类似的活动，产生和药物上瘾类似的戒断反应。长此以往，人们就会专注于戒断带来的痛苦而不是活动本身。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会雇人来打自己、用烟头烫自己，或吸引人们伤害自己。恐惧和恶心以某种不合常理的方式转化为快感。所罗门假设，内啡肽——一种大脑在应对压力时分泌的类鸦片化学物质，是形成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快感的关键。当我在图书馆看到一篇发表在1946年、题为“在战争中受伤的男人”的论文时，我想到了他的理论。外科医生亨利K.比彻(Henry K.Beecher)在意大利前线观察了那75%没有要求使用吗啡的伤兵时，总结道：“强烈的情绪可以抵抗痛苦。”16
◆ 比彻观察到的那些士兵与PTSD患者有关吗？我、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罗杰·皮特曼(Roger Pitman)和斯科特·奥尔(Scott Orr)决定请8个越战老兵做一个实验，问他们是否愿意在看一些电影片段同时做一个疼痛测试。第一段电影片段来自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极度暴力的战争电影《野战排》(Platoon,1986)。当这些士兵在看电影时，我们测量他们的右手可以放在冰桶里多久。然后我们给士兵们播放一个平静而且鲜为人知的电影片段。在这8个退伍士兵中，7个人在看《野战排》时能够忍受冰桶的时间是看平静影片的1.3倍。我们因此计算出，观看15分钟战争影片需要忍受的痛苦相当于急诊室因胸部压痛而需要注射的8毫克吗啡剂量。因此，我们认为，比彻推断的“强烈的情感可以抵抗痛苦”是脑内分泌的内啡肽的作用。这意味着很多经历过创伤的人，在再次遭遇类似压力时，也会产生类似的缓解作用。17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但它还不能完全解释茱莉亚为什么会不断回到那残暴的拉皮条男人身边。
平息大脑
◆ 氟西汀，即百忧解，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精神类药物。1988年2月8日，星期一，百忧解由礼来公司(Eli Lily)发售。那天，我见了一个曾在孩提时遭受过骇人听闻的虐待、现在正与暴食症搏斗的年轻女士。她的人生大部分在暴食和催吐中度过。我给她开了这种新药。当她星期四回来复诊时，她告诉我：“我这几天过得非常不同——我只在感到饥饿的时间进食，其他时间我在完成学校的功课。”这是我工作以来听过最戏剧化的陈述之一。
◆ 同一周的星期五，我见到另一个同样在这个星期一开始进行百忧解治疗的病人。她是一个常年抑郁的母亲，带着两个学龄孩子。因为她小时候遭到过父母的虐待，她总是担心自己不能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和妻子。经过了大约四天百忧解的治疗后，她问我是否能取消下星期一，也就是在华盛顿生日那天的复诊。“总之，”她解释道，“我从没带过我的孩子们去滑雪……但我的丈夫总是会带他们去。孩子们那天放假，如果能在那天带孩子们一起去做点儿什么有意思的事，我想那会很不错。”
◆ 2026/05/27发表想法
双盲中之一在精神活性药物测试中很难实现。
原文：一般来说，没人会有勇气参加这个实验：没有人付他们钱，他们要不停地打针，而且只有一半的机会得到一种真正有效的药物。但这个实验却激起了他们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在动机。也许激励他们的仅仅是那些倾注在他们身上的关注、得到有关他们的感受和思考的回应。也许母亲安慰他们孩子擦伤的吻也是安慰剂。
◆ 一般来说，没人会有勇气参加这个实验：没有人付他们钱，他们要不停地打针，而且只有一半的机会得到一种真正有效的药物。但这个实验却激起了他们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在动机。也许激励他们的仅仅是那些倾注在他们身上的关注、得到有关他们的感受和思考的回应。也许母亲安慰他们孩子擦伤的吻也是安慰剂。
◆ 对于创伤医院的病人来说，百忧解比安慰剂有效多了。比起吃糖丸，服用百忧解的病人睡得更好，也更能控制他们的情绪、更少被过去困扰。20令人意外的是，百忧解对于参过战的退役军人完全无效——他们的PTSD症状完全没有改变。这一结果与大多数针对退伍军人的药物研究相同：药物对绝大多数退伍军人完全无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表现出不大的进展。对于这一现象，我从来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也不能接受这种最常见的解释：人们为了继续接受抚恤金或残障津贴而拒绝康复。总之，杏仁核不知道什么是抚恤金，它只负责探测危险在哪里。
制药行业的胜利
◆ 在美国，有50万儿童在服用抗精神病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获得抗精神病药的可能是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的儿童的4倍。这些药物通常被用来迫使被虐待或被忽视的儿童更容易服从。在2008年，19045名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通过Medicaid获得抗精神病药。28一项基于Medicaid的13项统计数据的研究表明，被寄养家庭收养的儿童服用抗精神病药的概率是12.4%，远远高于一般接受Medicaid资助家庭的概率(1.4%)。29这些药物让这些被寄养的小孩更容易管理、更加温驯，但药物也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游戏能力和好奇心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对于他们日后成长为功能完善的社会成员是不可或缺的。服
第3章 窥视大脑：神经科学的革命
◆ 杏仁核负责向我们警告潜在的危险，激活身体在压力下的反应。我们的研究清楚表明，当一个受过创伤的人暴露在他们曾经体验过的图像、声音或想法下时，杏仁核会发出警告。在玛莎的案例中，即使13年过去了，杏仁核也在发出同样的警告。大脑恐惧中心的活跃引发一连串的压力荷尔蒙和神经冲动，让我们血压上升，心跳加速，氧气吸入增加，让我们的身体做好反击或逃跑的准备。链接玛莎胳膊的监视器记录了她的生理状况发生迅速改变，即使她完全没有驾驶失控，仅仅是安静地躺在扫描仪中。
转到一侧大脑
◆ 我们的扫描结果清楚表明，创伤会激活右脑，而左脑激活不足。
◆ 既有的研究告诉我们，左右脑是不同的。右脑是充满直觉和感性的，掌管视觉、空间和触觉；左脑掌管语言、顺序和分析。左脑负责叙述，而右脑负责体验。右脑通过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体验到感情，例如歌唱、咒骂、哭泣、舞蹈或模仿。右脑是子宫中首先发展的部位，它负责母婴之间的非语言交流。左脑在儿童理解语言和学会说话之后开始活跃，这让他们可以给事物命名、比较不同的事物、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将他们的主观体验告诉其他人。
解离和重现
◆ 如果创伤的细节反复出现，压力激素就会持续处在较高水平。伴随着这些记忆产生着越来越深的烙印，日常的普通事件变得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不能充分投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让他们缺少活着的感受，让他们越来越难感受到日常生活的快乐和烦恼，更难专注于手中的事务。他们成了过去的囚徒。这种应激状况会在很多情况下引发。例如，退伍士兵会因为一些日常生活细节而做出与战场中相同的反应，例如在颠簸中行车或者看到一个小孩在路边玩，他们就会受惊，进而狂怒或陷入麻木中。儿童性侵犯的受害者可能会性冷淡，或者在性兴奋时感到羞耻，甚至在产生一些中性的、与身体特定部分的感觉愉悦有关的刺激时，他们都有可能会想起被侵犯的情景。当创伤的幸存者被迫谈论他们的体验时，他们中有人会血压急剧升高，有人会偏头痛，也有人会情绪麻木、没有太多情绪反应。然而，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都能发现他们身体里存在扰乱身体机能的、过高的压力激素。
人格解体：与自我的分离
◆ 有一个医学名词可以描述乌特的反应：人格解离18。任何与受过创伤的男人、女人或孩子们相处过的人迟早都要面对他们空洞的眼神和空白的大脑，这是惊呆反应里最明显的症状。解离感是创伤导致的一种强烈的脱离现实的感觉。斯坦的闪回与他极力逃生却屡受阻挠相关，他所有的感官和情感碎片蜂拥而至，充满了他的现实。
安全和互惠
◆ 很多受过创伤的人会发现他们长期无法融入。一些人觉得在与有类似背景的人交往时感到安全，例如拥有类似的战场经历、强暴，或被虐待。创伤性经历和受害者背景会提高一个人寻求孤独的倾向，但他们可能会因此无法感知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成员只有能在共享一些共同守则时才可以成为共同体。
拥有自我能动性
◆ 科学家们认为，能动性源自“内感觉”，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作为一种微妙的感官感知到的内容。这种内感觉越大，我们就越能控制我们的生活。了解我们产生感受的原因，首先需要了解我们感受的内容。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不断变化的内在和外在环境，我们就能主动地控制他们。但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的瞭望塔，MPFC，学会如何观察我们的内在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正念所练习是创伤康复的基础，因为它强化MPFC的功能。
与既有的父母相处
◆ 不安全依恋的婴儿表现出更复杂的反应。那些拥有反应迟钝，或拒绝接纳的养育者的婴儿，会发展为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以应对焦虑。研究者们发现，他们中的一些看起来长期沮丧，或对母亲苛求；另一些表现出退缩和被动。拥有这两种与母亲关系的婴儿都难以平静下来——当母亲回来后，他们没有办法像安全依恋的婴儿一样继续玩耍。其中一种模式叫作“回避依恋”，婴儿表现得好像无所谓一样——他们在母亲离开时不会哭闹，但当母亲回来时他们也忽略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母亲离开对他们毫无影响。事实上，他们的心率长期较高，表明他们长期处于过度唤起(hyperarousal)中。我和我的同事把这个模式叫作“解决但不感觉”12。回避依恋的婴儿的母亲看起来好像不喜欢与他们孩子接触。她们不太会抱紧婴儿，她们也不能用面部表情和声音来与孩子进行愉悦的节奏交流。
内在的混乱
◆ 与“足够好”的养育者相处，孩子们会学到中断的联系是可以修复的。修复关系的关键是儿童是否可以在与父母或养育者的相处中打心眼里感到安全。
混乱依恋的长期后果
◆ 她们不会在归来时和孩子打招呼，也不会在孩子难过时抱着他们。这些母亲似乎不是故意这么做的——她们只是不知道如何适应孩子，不知道如何回应孩子给出的线索，因此不能够安慰和肯定他们。
人格解离：知道或者不知道
◆ 解离最主要特征是：感觉迷失、不知所措、被抛弃感、与世界的失联感，以及感到自我是不被爱的、空虚的、无助的、被困住的以及不堪重负的。她发现了一个“惊人和意想不到的”联系——母亲在子女生命头两年的不投入和不回应与孩子成年期间的解离症状有联系。
◆ 鲍尔比写道：“不能与母亲传达的也就不能被自我理解。”38如果不能忍受你知道的或感觉到的，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否认或人格解离。
恐怖和麻木
◆ 我们没有必要了解病人创伤的所有细节。重点是让病人学会与他们的感受与经历共存。这可能会花费数周甚至数年的时间。
憎恨你的家庭
◆ 孩子们也会全心全意忠诚于他们的养育者，即使养育者会虐待他们。恐惧增加依恋的需要，即使依恋的对象也是恐惧的来源。我从未见过一个不到10岁、全身骨折和烫伤、饱受家人虐待的孩子会选择离开他的原生家庭；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一定不会选择被安置到寄养家庭。
第9章 与爱何干
◆ 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诸如玛丽琳、玛丽、凯瑟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呢？我们定义他们问题的方式和我们的诊断，会决定我们怎样给予他们治疗。这些病人通常都会在精神科得到五六种不同的诊断。如果他们的医生更关注他们的情绪起伏，他们会被认为是双向障碍，得到锂盐或丙戊酸盐的治疗；如果医生对他们的绝望印象更深，他们会被认为有重度抑郁、会拿到抗抑郁药的处方；如果医生更关注于他们的焦躁和注意力问题，他们会被认为有ADHD，会被用以利他林或其他兴奋剂治疗；如果医生恰好发现他们的创伤史，而且患者主动提出相关的信息，他们大概会被标记为PTSD。这些诊断中，没有一个是完全错误的，但也没有一个可以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去描述这些病人是谁、他们又承受着些什么。
◆ 精神科，作为医学的分支之一，渴望精确地定义精神疾病，最好能精确到像“胰腺癌”或者“肺部链球菌感染”那样。然而，我们的思维、大脑和人际依恋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我们远远不能到达我们想要的精确程度。理解人们目前经历的“问题”更多取决于医生的思维观念（和保险公司的赔付方式），而不是可证实的、客观的事实。
◆ 对于创造系统化的精神疾病诊断指南的第一次认真努力发生在1980年，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出版了官方精神疾病列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在DSM-III前言部分，清楚列明手册上的分类并不精确、不足以用于法律或保险目的。然而，它逐渐拥有了无限权力——保险公司需要一个符合DSM的诊断才能进行赔付、直到现在所有的研究都遵循DSM的诊断、学术系统根据DSM的分类来组织。DSM的疾病分类很快蔓延到大众文化。
◆ 数百万人都知道《黑道家族》的东尼·沙普兰诺有惊恐发作和抑郁症，《国土安全》的凯莉·麦迪逊有双向障碍。这本诊断手册逐渐变成了APA的虚拟工厂，每年为APA盈利超过1亿美元1。相比之下，这本手册有对它本该服务的病人提供相应的好处吗？
◆ 精神科诊断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诊断贯穿治疗始终，而错误的治疗会造成可怕的后果。而且，诊断标签会附着在一个人的余生，极大地影响这个人的自我认知。我见过数不清的病人告诉我，他们“是”双向障碍或边缘型人格障碍，或他们“有”PTSD，这就如同基度山伯爵一样，他们被罚在地牢里度过余生。
◆ 这些诊断中没有一个考虑到我们很多病人都有的、异乎寻常的生存勇气。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诊断只是描述了他们最明显的症状，从而使玛丽琳、凯瑟和玛丽这些病人仅被看作一些需要被纠正的、失控的女人。
自残
◆ 为什么有些人在感到难过的时候就去打三局网球或是喝一杯猛烈的马丁尼，但有的人就会用刀片割伤自己的脖子？我们的研究表明，儿童时期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可以预测大多数的反复自伤、自杀行为8。我怀疑他们的自杀和抑郁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他们很有可能通过想象中的死亡和伤害来获得舒适感。这些自伤行为一开始是出于获得控制感的努力吗？
诊断的权力和力量
◆ 每一种主要的DSM诊断标准都有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在下一个版本中进行修订。我将我们的田野调查结果提交给DSM-IV的PTSD工作小组，而且我们以19票对2票的数量支持为人际创伤受害者建立新的诊断标准：“极端创伤障碍，未列明”(Disorders of Extreme Stress,Not Otherwise Specified,DESNOS)，简短来说，就是“特殊的PTSD”12,13。然后，我们热切地期望在1994年5月出版的DSM-IV中见到新的诊断标准。但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在我们工作小组以压倒性多数支持的诊断修订，并没有出现在新版的DSM中。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受到过咨询。
◆ 这个排除是悲剧性的。这意味着大量的病人无法被正确地诊断，而临床医生和研究者也不能为他们科学地恰当的开发治疗方式。你不能为一个不存在的状态设计治疗。缺乏诊断，让治疗师面临着一个严重的两难处境：如果我们被迫将那些每日在虐待、背叛和抛弃中挣扎的人诊断为抑郁症、惊恐症、双向障碍，或边缘型人格障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治疗他们？到底哪种诊断可以真正描述他们的问题？
◆ 比起一场飓风或摩托车意外，来自养育者的虐待或忽视更有可能造成复杂的影响。但我们诊断系统的决策者无视这些证据。迄今为止的4次DSM修订，都完全忽视了儿童虐待/忽视的受害者——这就好像他们在1980年PTSD诊断标准建立之前，完全忽视那些退伍士兵的困境一样。
隐藏的流行病学
◆ 这是费里提在他的二三十年执业历史中第二次听到乱伦的事例，但这离他上一次听说乱伦仅仅相距10天。所以他和他小组决定进行更详细的询问，结果令人震惊：他们发现，大多数他们病态肥胖的病人都在儿童时受过性侵犯。他们也发现了一大堆其他家庭问题。
◆ 费里提和他的小组发现不良经历之间是互相相关的，尽管这些不良经历都分别研究。人们一般不会成长在一个哥哥在监狱中但其他所有事情都很好的家庭，也不会生活在一个除了母亲经常被打但其他方面都很好的家庭。
◆ ACE分数越高，成年后长期抑郁的比例也大幅上升。ACE分数在4分或以上的，有66%的女性和35%的男性有长期抑郁，相比之下，ACE分数为0的人只有12%的人有长期抑郁。
◆ 抗抑郁药和止痛药在全国健康支出中所占比率急剧上升16（讽刺的是，研究表明，之前没有虐待或忽视问题的患者对于抗抑郁药和止痛药的疗效更好17）。
◆ 自我报告自杀意念的概率随着ACE分数成指数增长。从0到6分，自杀意念的可能性增加了50倍。人们越感到孤僻、越感到没有依靠，他们就会感到死亡是他们唯一的解脱方式。当媒体报道某项环境因素会增加患上某种癌症的概率30%时，都能上头条新闻了。然而，比这些概率严重得多的数字却被忽略。
◆ 注射毒品的使用也成指数增加：那些ACE得分在6分或以上的人，使用注射类毒品的概率是ACE得分为0的人的46倍。
当问题行为成为解决方式
◆ 费里提在12年之后，再次见到那位戏剧性地减重和复胖的那位女士。她告诉他，她后来接受了减肥外科手术，但在减重96斤之后，她出现了自杀倾向。为了控制她的自杀意念，她住过5次精神病医院，接受了3次电击治疗。费里提指出，肥胖，这个公共卫生问题，可能是许多人选择的一种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如果你把一个人面对困境的解决方式当作一个问题而去除了，患者不仅仅要面临可能的治疗失败，而且其他问题也会接踵而至，正如很多脱瘾治疗一样。
◆ 一位强暴受害者告诉费里提：“肥胖会让我不被注意；而不被注意正是我需要的。”
◆ ACE研究总结道：“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适应性行为（例如吸烟、喝酒、滥用药物、肥胖）是有害健康的，但它们每一种都很难放弃。很多长期看来有害健康的行为，很可能在短期内是有益的，但几乎没有研究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不断听到病人们描述他们如何从这些‘有害健康的行为’获益。尽管这看起来让人不舒服，但将问题行为作为解决方式之一这种观念，这种逆向的力量毫无疑问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系统……呈现出来的问题，通常只是那些被时间埋藏、被患者的羞耻、保密甚至时而的遗忘和时常表现出的临床不适所隐藏。”
儿童虐待：国家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 如果在美国能消灭儿童虐待，将能降低一半的抑郁症发病率、2/3的酒精滥用问题和3/4的自杀、注射毒品和家庭暴力。20这也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表现、降低监管的需要。在1964年，美国卫生部长第一次公布有关吸烟和健康的研究时，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法律和医学运动，改变了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美国成年人的吸烟率从1965年的42%下降到2010年的19%；从1975年到2000年，防止了大约80万宗因为肺癌而死亡的案例。21然而，ACE研究并没有这样的效果。后续研究和论文仍然出现在世界各地，但日常生活中，类似玛丽琳这样，或者是到门诊，或在社区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孩子并没有减少。唯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都接受了高剂量的精神活性药物。药物让他们更温驯，但也伤害了他们感觉愉快和好奇心的能力，以及去成长和发展情感和智力，使他们难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成员。
坏的基因？
◆ 。技术总会把研究带领到一个新的方向，当基因检测技术出现后，精神病学致力于找到精神疾病对应的基因。
◆ 基因似乎与精神分裂症——这个相对常见的（发病率约1%）重性复杂精神疾病相关，因为精神分裂症总是在家庭内部遗传。但30年过去了，在每年以数百万美元经费的投入下，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精神分裂症的稳定基因模型——任何其他的精神疾病也是这样。
◆ 最近的研究扫除了我们寻找特定基因影响下的特定结果的简单想法。研究发现，特定后果是由很多基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 在新生大鼠刚出生的12小时之内，大鼠母亲为新生儿舔舐和梳理的程度会永久性地影响他们大脑应对压力的化学反应，以及修改上千个基因的配置。与受到更少关注的新生大鼠比较，受到母亲充分舔舐的新生大鼠更勇敢，在面对压力时会释放出更少的压力荷尔蒙。它们也恢复得更快，一生中都更冷静沉着。它们海马区的连接更厚，因为海马区是学习和记忆的关键区域，它们在一项对于啮齿类动物来说是关键的技能——找到迷宫出口上有更好的表现。
诊断的权力
◆ 在那些有过虐待或忽视史又出现在诊所、学校、医院、警察局的问题小孩儿童中，他们的行为与创伤的联系似乎不那么明显，特别是当他们几乎对被殴打、被遗弃，或者被性侵犯的经历闭口不谈，甚至当他们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时，他们也拒绝回答。NCTSN访问的儿童之中，82%的儿童不符合PTSD的诊断标准。15因为他们冷淡、多疑，或好斗，他们更有可能得到一些伪科学的诊断，例如“对立违抗性障碍”（意思是“这孩子非常讨厌我，完全不想做任何我想让他做的事情”），或“破坏性情绪失调障碍”（意思是“这孩子乱发脾气”）。
DSM-5：名副其实的诊断自助餐
◆ 在DSM-5公布之前，《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新诊断的效度检验，结果发现，DSM的诊断缺乏科学世界中所说的“信度”——也就是说，不能够产生持续的、可重复的诊断结果。也就是说，这些诊断缺乏科学效度。奇怪的是，即使DSM-5的诊断缺乏信效度，也并没有妨害DSM-5准时出版，除了一个共识：新版DSM并没有提供一个更好的诊断系统。29像DSM-IV的出版一样，通过DSM-5赚上1亿美元有可能是APA公布新的诊断系统的原因之一吗（至少所有的精神卫生工作者、很多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都需要买一册最新的DSM）？
◆ 对DSM-5最令人震惊的反对意见来自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它是美国最多精神科研究的资助者。在2013年4约，DSM-5正式出版前的前几周，NIMH的负责人托马斯·英赛尔(Thomas Insel)宣布NIMH不再支持DSM的“以症状为基础的诊断”。32相对的，NIMH集中资助于RDoC研究领域标准(Research Domain Criteria)的研究，试图创造一个跨越现有诊断分类的研究框架。
◆ 但正如DSM-5一样，RDoC框架将精神疾病仅仅解释为大脑疾病。这意味着未来的研究经费会倾向于从大脑结构和“其他神经生物方式”解决精神问题。英赛尔把这看作是“改变癌症诊断和治疗的精密医学的第一步”。然而，精神疾病并不像癌症：人类是社会动物，精神问题通常包括无法与其他人相处、无法融入、无法归属，而且不能与他人沟通。
创伤的新面孔
◆ 我在退伍军人事务部工作时，我困惑于这个现象：我在精神科只能看到年轻的、最近退役的越战士兵：然而，在通往医院其他部门的走廊和电梯间，我看到的都是老人。
和情绪脑友好相处
◆ 西方主流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治疗不太重视自我调控，而是依赖药物和谈话治疗。与此相反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国家依赖于正念、身体动作、韵律和行动来进行治疗，例如印度的瑜伽、中国的太极、非洲的节奏鼓乐。
选择专业的治疗师
◆ 那些在孩子时被他们的养育者残忍对待的病人，常常不能对任何人产生安全感。我常常问我的病人，他们在成长中是否能想起任何人让他们感到安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保存着那些珍贵记忆：一个老师、邻居、店员、教练，或牧师对他们的关切，而这些记忆是他们重新学会与人交往的种子。我们人类是一种充满适应力的生物。治疗创伤，意味着记住我们如何幸存下来，也意味着记住什么已经被破坏，两者同样重要。
整合创伤性记忆
◆ 只有这些大脑结构都能正常工作，创伤才可以成功地进行处理。在斯坦的例子中，眼动脱敏再加工技术(EMDR)让他得以在比较平静的状态下触及有关事故的记忆。如果可以再回忆过去式重新激活那些因为激活不足而引发闪回的脑区，人们就能将他们的创伤性记忆整合为一体，变成属于过去的记忆。
认知行为治疗(CBT)
◆ 大多数心理学都接受过认知行为治疗(CBT)的训练。
◆ 认知行为治疗的观点是，如果病人们反复暴露在刺激中，但又没有实际的危害产生，他们逐渐会变得不那么紧张；那些不好的记忆会逐渐被“正确的”安全信息取代。
◆ 例如当他们说“我不想提及这件事”时，CBT也会试图帮助病人克服他们回避倾向。34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我们的经验发现，重温创伤性记忆会触发大脑的警觉系统，使大脑中负责整合过去信息的部位失效，让这些病人重新激活创伤、而不是解决创伤。
◆ 与那些对蜘蛛的非理性恐惧不同，CBT对于创伤幸存者的效果并不好，特别是那些经受过儿童虐待的。只有大约1/3完成了研究的PTSD患者有某种程度的好转。38那些完成了CBT治疗的人通常有较少的PTSD症状，但他们几乎没有完全康复：他们大多数仍然有其他健康、工作，或心理问题。
脱敏治疗
◆ 过去超过20年以来，教给心理学学生的普遍治疗方式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系统脱敏疗法：帮助病人变得更不容易对某种情绪或感觉做出反应。但这是正确的目标吗？也许问题的重点不是脱敏，而是整合——把创伤性事件整合到人生的恰当位置中。
◆ 脱敏让我想起了我最近在住处附近看到的一个大约5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骑着他的小三轮车路过我门前的街道时，他大块头的父亲以最大的嗓门对他叫喊。小男孩对父亲的怒吼毫不在意，然而我却听得心跳加速，想要击倒这个男人。这个小男孩是经受了多少残忍的对待才会如此麻木？必然是长期暴露在这样的刺激中，他才会对他父亲的叫喊毫不在意，但小男孩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是的，我们可以制造药物，让我们的情感变得迟钝，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变得不敏感。
药物令我们安全接触创伤
◆ 当我还是个医学生时，我在1966年的夏天给荷兰莱顿大学的杨·巴斯蒂安斯(Jan Bastiaans)工作，他当时因为使用LSD治疗大屠杀受害者而闻名。他声称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当他的同事检查他的数据时，他们发现几乎没有数据可以支持他的观点。这种使用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治疗创伤的方式随后被忽视了，直到2000年，南加州大学的迈克尔·米索弗(Michael Mithoefer)和他的同事获得FDA允许以MDMA（摇头丸）进行实验性治疗。MDMA从1985年开始就被列为管制药品，一直以来，它都作为一种娱乐性药物而使用。和百忧解以及其他精神类物质相同，我们都不知道MDMA是如何起作用的，但我们知道它能提高某几种激素的浓度，包括催产素、血管加压素、皮质醇和催乳素。它可以增强人的自我感受，这是它与PTSD治疗最为相关的作用；使用者频繁报告他们感觉有更高的同情和经历，更好奇、更清醒、更自信、更有创意以及更充满怜惜。米索弗和同事希望找到一种增强心理治疗的药物，所以他们对MDMA产生了兴趣，因为MDMA可以降低恐惧、抵抗和麻木，而且帮助人们接触他们的内在体验。48他们认为MDMA也许可以让病人们在接触创伤性记忆时保持在容忍范围内，不会受到难以忍受的生理和情绪唤起。
药物的效果如何
◆ 人们总是用药物来应对创伤性压力。每种文化和每个时代都有他们的偏好——琴酒、伏特加、啤酒、威士忌；哈希什或大麻；可卡因；鸦片类的例如奥施康定；镇静剂例如安定，阿普唑仑、氯硝西泮。人们感到绝望时，他们会不惜一切来让自己再次感到平静、重新掌控局面。50主流精神病学追随这这一传统。
◆ 有时用这些药物是合理的，例如当病人们感到彻底的失控感、晚上完全不能入睡，或其他所有方式都失败的时候。59但这些药物只能通过多巴胺系统起效，多巴胺系统是大脑的奖赏系统，它也是我们的愉悦和积极性的动力。抗精神病药例如利培酮、阿立哌唑或思瑞康可以极大地令情绪脑感到迟钝，因此它能让病人不那么烦躁或暴怒。但它们也会导致体重上升，增加病人患上糖尿病的可能，同时让病人们感到身体上的迟滞感，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感觉异化。
◆ 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比接受私人保险的儿童得到抗精神病药的概率高4倍。
康复之路就是生活之路
◆ 康复之路就是生活之路在本书的第1章，我向你们介绍了我在30年前，在退伍军人事务处认识的一个叫作比尔的病人。比尔后来成为我为期最长的病人和老师，我们的治疗关系也见证了我治疗创伤方式的演化。比尔在1967~1971年间在越南作为随队军医服役。他退役回国后，他试图用在军队学到的技巧在当地一个医院的烧伤中心工作。护理工作让他疲惫、极易冲动、焦躁不安，但他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与他在越南的生活有关。总之，PTSD诊断在当时尚未存在，那些在波士顿的爱尔兰工人后代也不会咨询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他的噩梦和失眠在他离开护理工作而且为了成为牧师而就读神学院之后有所平息。他在第一个儿子于1978年出生之后，就不再寻求帮助了。婴儿的哭泣引发了他持续不断的闪回，他能看到、听到、闻到烧焦的越南孩子残缺不全的肢体。他彻底失控，以至于我在退伍军人事务处的一些同事认为他有精神分裂症，想让他住院治疗。然而，他开始接受我的治疗时，他开始信任我，逐渐打开心扉，跟我谈起他在越南的经历，他逐渐开始能够容忍自己的经历，不再感到难以承受。这让他重新关注他自己的家庭，以及专注于完成他自己的牧师课程。两年之后，他成了一个牧师，有了自己的教区，然后我们感到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后来没有再联系比尔，直到从我第一天见到他开始的18年之后，他打电话给我。他依然经历着他的儿子刚出生时同样的症状——闪回，可怕的梦魇，觉得自己已经疯了。他的儿子正好年满18岁，比尔带着他去注册参军资格——正好是比尔当年自己被运去越南的那个军营。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治疗创伤性压力，比尔和我一同面对了那些他看到的、听到的和闻到的与越南相关的记忆，那些他太过害怕以至于不能想起的细节。我们现在可以通过EMDR来将这些记忆整合起来，让他们成为很久以前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有关越南的移动地狱。一旦他感到更稳定，他希望处理他的童年问题：他残酷的成长过程，以及当他在越南时，他感到深重的罪恶感，因为他觉得自己把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弟弟遗弃在家中，无法在父亲的暴力中保护他弟弟。我们在一起时要处理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比尔、这个牧师来说要面对的日常问题——埋葬那些他刚刚施洗完，之后却在交通事故中丧生的青少年，又或者那些他刚刚主持完婚礼，随后又因为家庭暴力前来求助的夫妻。比尔一直和其他神职人员一起维持着一个支持小组处理类似的创伤，成为社区中的重要力量。比尔的第三次治疗在5年之后进行，当时他53岁，得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疾病。他的身体某些部分会突然间瘫痪，他开始接受他的余生可能都要在轮椅中度过。我觉得他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多发性硬化，但他的神经科医生无法找到任何问题，因此他们说他的症状无药可治。他告诉我，他如何感谢他妻子的帮助。她已经在家里建立了一个轮椅斜坡，从家门口一直通到厨房。尽管他的健康前景如此灰暗，我依然促使比尔找到一种能够完全感觉到以及对身体中不良感觉友好相处的方式，就如同他当年学会容忍并且与他在越战中最可怕的记忆一同生活一样。我建议他去找一个身体工作者(bodyworker)，这个人当年介绍了费登奎斯肢体重建法(Feldenkrais)给我，费登奎斯是一种柔和的、通过直接经验来重新组织身体感觉和肌肉方式。当比尔回来后，他惊喜地告诉我，他感到自己对自己的控制感增加了。我对他说，我最近开始做瑜伽，我们也准备在创伤中心开展瑜伽课程。我邀请他下一步来参加瑜伽课程试试看。比尔最后参加了当地的一个比克拉姆热瑜伽(Bikram)课程，这是一种在高温中的剧烈的瑜伽练习，通常只有那些年轻又充满精力的人才做这种瑜伽。但比尔爱上了热瑜伽，尽管他身体的某些部分总是动不了。即使他有生理上的缺陷，热瑜伽也让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体愉悦和掌控感。比尔的心理治疗帮助他将过去的经验放到过去。现在，他能够与自己的身体友好相处，他不再担心自己因为失控而将生活拒之门外。他决定成为一个通过认证的瑜伽教练，他也开始在当地的军营给从阿富汗回来的退伍军人教瑜伽。10年之后的现在，比尔依然热情地投入在生活中——和他的孩子和孙子们在一起，和那些接受他帮助的其他退伍军人一起，和他的教区一起。他克服了他的生理局限和他的生活不便。到今天，他给超过1300位退伍士兵教过瑜伽课。他依然需要忍受着突如其来的肢体无力，让他只能坐着和躺着。但正如他的其他有关越南和童年的记忆一样，这些问题不再是他生活的主旋律。这些只是他那不断继续、不断演化的生命故事中的一部分。
自我发现的奇迹
◆ 海伦的故事让我想起我在医院见到的那些受到虐待的、反抗的和不能沟通的孩子。在学会语言之前，海伦是一个迷茫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她回顾过往时，把自己称为“幽灵”状态。事实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只有发现了他们自己，感觉到足够安全，可以沟通他们发生的事情时，他们才可以摆脱“幽灵”状态。
了解自我或讲出你的故事？我们的双重意识系统
◆ 任何进入过谈话治疗的人，都会立刻面对语言的局限性。这在我自己的精神分析中也一样。我可以简单地谈及有趣的故事，但我也很快发现，我很难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感觉，也很难立刻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当我接触到那些最私密和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时，我常常感到自己面临着一种选择：我既可以在内心中再次体验以往的感受，或直接有条理地告诉分析师我想起了什么。如果我选择后者，我很快就会失去与内心的联系，反而专注于分析师对我的故事的意见。一丝疑问或判断都会令我失望，我也会将我的注意力放在获得他的认同上。
◆ 她以一种抑郁的语调告诉我们，这个诊断最糟糕的部分是，在那之后，她的父亲就再也不想搭理她了：“他把我当作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没有人支持她，她说，所以她几乎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然后，我问她，对于这个刚刚被诊断为癫痫，而又被家人忽视的小女孩的感受。她没有因为她的孤独而哭泣，也没有因为她缺乏支持而感到生气，她严厉地说：“她是一个愚蠢、爱发牢骚和依赖人的小女孩。她本来就应该准备好，接受事实。”她的激情明显来自她曾充满勇气地面对她的问题，而这份勇气让她幸存了下来。我向她询问，她内心中那个吓坏了的、被抛弃的小女孩在因为疾病被家人抛弃时，面对孤独的感受。她开始啜泣，沉默许久后，她说：“不，她不应该被这么对待。她应该获得支持，有人应该照顾她。”然而，她马上开始自豪地告诉我们她的成就——即使她缺乏支持，她依然取得了很多成就。公开的故事和内在体验最终连贯地组合在一起。
写给自己
◆ 当他们讲述他们的压力故事时，他们的血压、心跳和自主神经机能都提高了，但之后，这些节律都下降到比实验开始前更低的水平。血压的下降甚至持续到实验结束后6周。
第15章 放下过去：眼动脱敏和再加工(EMDR)治疗
◆ 接着，他自发地意识到他把自己对那些年轻袭击者的愤怒施加到他的儿子身上。这次见面结束后，他问我能不能和他的家人见面。他想告诉他的儿子他的这段经历并且请求他的原谅。
研究EMDR
◆ 这一结论强化了我在第9章的结论：长期的儿童虐待对于心理和生理的改变与成年的创伤性事件可能完全不同。EMDR对于固化的创伤性记忆有强有力治疗作用，但这不意味着可以解决儿童时期的身体或性虐待相关的背叛或抛弃带来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怎样的治疗方式，仅仅是8周的治疗都不足以解决这一长期创伤的后遗问题。
EMDR与睡眠之间的联系
◆ PTSD与睡眠障碍相关，而使用酒精和毒品之类的物质进行自我治疗进一步干扰REM睡眠。我当年在退伍军人事务处工作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频繁发现，那些患有PTSD的退伍军人总是在进入REM睡眠之后很快醒来9——也许因为梦激活了他们有关创伤的碎片记忆10。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但他们认为这与PTSD无关。11
◆ 如今，我们知道深睡眠和REM睡眠对于记忆的变化同样重要。在睡眠中，大脑加深了与情绪相关的信息，而与情绪不相关的信息逐渐消失12。在史迪克戈尔德和同事一系列精妙的研究中，他们发现，睡眠中的大脑甚至可以找出我们在清醒时认为不相关的信息之间的联系，并将它们整合到更广的记忆系统中。13梦境经年累月地、不断将旧有记忆的碎片回放、合并、重整14。他们不断更新着我们的深层状态，决定了我们在清醒状态时关注的内容。也许REM在这一点与EMDR相似：REM睡眠中，我们激活了比非REM睡眠或清醒状态下更遥远的联系。例如，当人们在非REM睡眠中唤醒时，让他们做字词联想测试，他们会给出标准的回应，例如热/冷，硬/软。如果在REM睡眠中唤醒他们，他们的联想可能会是反传统的：例如盗窃/错误15。而且，人们在经过REM睡眠后，他们更容易解决简单的同字母异序词谜语。正因为REM激活事物之间更遥远的联系，这解释了为什么梦境总是奇怪的16。
学会自我调节
◆ 对安妮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瑜伽姿势是“快乐婴儿”，这个动作需要躺着，弯曲膝盖，脚底朝向天花板，用手抓住脚趾。这需要将骨盆打开一个很大的角度。显然，这个姿势对强暴受害者来说几乎完全不可能做到，因为这会让她们感到极度容易被侵犯。然而，因为“快乐婴儿”（或其他类似的任何动作）会让她们陷入惊恐，她们也很难与其他人真正亲密起来。对我们瑜伽课程上的很多病人来说，学会如何舒适地做出“快乐婴儿”姿势都是一个挑战。
第17章 自我的领导力：拼起碎片
◆ 玛丽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患有解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的人，在那时，这个疾病叫作“多重人格障碍”。
自我领导力
◆ 虐待受害者的内部系统不同于非受害者，因为他们缺乏稳定有效的领导力，而这些领导力正是自我部分正常运作的关键。而且，他们还缺乏平衡与和谐。在典型情况下，这些自我的部分根据在过往的虐待经历中建立的假设和信念运作，而这些假设和信念往往已经非常陈旧、与当下面对的现实不符——例如，认为对外透露童年经历仍然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
第18章 填补空洞：创造结构
◆ 处理创伤性记忆是一个问题，但处理灵魂的空虚——不被需要、不被看见、不被允许说出真实的空虚——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父母看见你时从不感到高兴，你就很难体会到被爱和被珍惜的感觉。如果你的成长中充满了嫌弃和忽视，就很难发展出出内在的掌控感和自我价值。
Alpha-Theta(α-θ)训练
◆ 治疗PTSD的最大挑战是打开心灵去接受新的可能，从而使现实不再成为过去的重演。Theta波活动占主导时，也就是恍惚状态时，可以有助于减弱特定刺激和反应方式联系，例如响亮的崩裂声意味着枪声和死亡的预兆。当旧的关联减弱时，新的关联就可以建立起来，例如同样听到响亮的崩裂声，也许会与和所爱的人在海滩看独立日烟花时的经历联系起来。
后记 需要做出的选择
◆ 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孩子，都需要这种自信——一种确信别人会理解我们、肯定我们而且珍爱我们的自信。如果没有这种自信，我们无法建立一种自主性——“这是我相信的，这是我坚持的，这是我要贡献一生去做的。”只要我们能感觉到安全，我们能感觉到其他人爱着我们、关心我们，我们就可以越过高山、穿过沙漠、夜以继日地完成我们的使命。孩子和成年人都会为了他们信任和重视的人做任何事情。
◆ 只要人们能拥有安全感，感到自己可以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他们就不会把他们的生命虚掷在毒品或无聊的电视剧中。他们也不会想强迫自己吃下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或攻击他们周围的人。然而，如果他们感到做什么都没有意义的话，他们就会感到被困住，变得容易被毒品、帮派领袖、极端宗教，或暴力的政治运动所哄骗——只要任何人能向他们保证他们能从中解脱。正如ACE研究揭示的那样，那些在儿童期遭受过虐待和忽视的人，是关于精神疾病和物质滥用中最常见又最能预防的唯一因素；而儿童虐待和忽视也是引发死于糖尿病、心脏病、癌症、中风和自杀的重要原因。
◆ 孩子们和成年人都需要通过体验，才能明白突破他们的能力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适应能力(resilience)是自主(agency)的结果——也就是说，你能意识到，你做的事会影响事件的发展过程和结果。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记得在球队中、在学校合唱团、在游行队伍中的感受和经历，而这些经历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教练和领导者信任我们、让我们不断进步、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做得比想象中更好。我们遇到的这些孩子们都需要体验这些经历。
— 来自微信读书
